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这封信的作者——请求您予以减刑。作为一个作家，失去写作的权利对我来说不啻于被判处死刑。
我丝毫不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我知道，我有一个惹人不快的习惯，不会在特定的场合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讲自己认定的实话。特别是我从不隐瞒自己对文学中的卑躬屈膝、奉承讨好和见风使舵现象的态度：这种作法不仅贬低了作家的人格，同样也有失革命的尊严。我是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让很多人觉得很尖刻、很难堪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成了引发报刊杂志对我发动口诛笔伐的信号。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最终导致了我称之为妖魔化的后果：批评界将我视为苏联文学界中的魔鬼。既然向魔鬼吐唾沫被认为是行善，于是所有人都尽其所能地来唾弃我。在我出版的每一篇东西中都必定能找出点什么魔鬼般恶毒的阴谋。为此，他们甚至丝毫也不脸红地赐给我预言的天赋。我有一篇童话故事（《上帝》）发表在《年鉴》杂志上，这还是1916年的事。可某位批评家竟然能想方设法从中找出我“对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革命事业的嘲讽”；在我于1920年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埃拉兹姆修土》）中，另一位批评家发现了“一则讲述领袖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变聪明了的讽喻故事”。不论我的任何一篇作品的实际内容如何，只要有我的姓名就足够为它们定罪了。
我的悲剧剧本《阿蒂拉》的厄运对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个悲剧，更何况不久后又爆发了由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和皮利尼亚克的《红木》所引发的著名事件。我被自己昔日的朋友们和各出版社、剧院视为洪水猛兽。在各个图书馆里我的书被禁止外借。我的剧本（《跳蚤》）已经连续四个演出季节长演不衰，现在却被从上演剧目中撤消了。任何试图发行我的作品的出版社都立即为此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文学报》直言不讳地说：“出版社应当保留，但不是为了札米亚京分子。”通向读者的最后一扇门也被关闭了。
在苏维埃的法典中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即使我真的罪无可赦而且当予严惩，我想，事情终究还没有严重到要剥夺我的文学生命的地步。因此我请求将这一判决改为从苏联驱逐出境，并允许我妻子陪同。哪怕只去一年也好。这样，只要在我们的文学界里可以只为伟大的思想服务而不必向小人折腰，只要在我们这里对语言艺术家的看法稍有转变，我就可以立即回国。而这一天，我坚信，已经不远了。
我知道，在国外我的处境将会很艰难，因为我不会投身于那里的反动阵营。我过去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帝俄时代我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曾经入狱，两次遭到驱逐，大战期间因发表反军国主义的小说而受到法庭指控〗。我知道，既然我在这里由于凭良心而不按命令写作的习惯被宣布为右倾分子，那么在那边大概或早或晚我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被看作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伊利亚·爱伦堡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很久以来主要是为欧洲文学界工作的，他将苏联作品译成外文。为什么能允许他做的工作就不能允许我去做呢！皮利尼亚克和我遭遇相同，和我一同分担了魔鬼这一角色。他已获准出国旅行以便在遭此陷害后能得到休息调养，为什么却不允许我呢？
其他向您求助的作家们从您那里得到特别的关照，这使我相信我的请求也能得到满足。
193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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